盲山 法国预告片

翻阅报纸的社会版，常常会在豆腐块大小的文章中看到诸如“女大学生遭诱拐”之类的新闻，我们只当它是生活的边角料，用来存为经验主义的教条，告诫自己，告诫孩子，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它的社会效应充其量如此，对于事件本身并不具任何意义。 是的，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一点也不新鲜，我们司空见惯，却也视而不见。有人说李杨的电影《盲山》根本就是一出法制在线，其实这部电影讲述的“女大学生被拐卖”这个故事的确有太多社会借鉴的成分，但它的意义在于，它是放大的，它是以一整个大荧幕的苦难来让人们正视的。 看《盲山》的过程，从愤怒到失语，最终觉得一切的情绪都是枉然，因为它的“盲”，“盲”的那么全面，“盲”的那么彻底。 记得从前在《那山那人那狗》里看到的大山是苍翠的绿色，它纵然沉默无言亦是生机勃勃，山歌嘹亮，民风朴素，满目都是实实在在的顶天立地，就宛如我们在黄金周从城市奔赴边远的山区，我们感叹风景秀丽，感叹溪水潺潺，感叹乡民的朴实，浮光掠影地走了一圈，回到城市里过安逸的生活，然后不断遥想乡村的美好。 然而在电影《盲山》里，依然是高山流水，依然是远离市嚣的村民，依然有城市难得见闻的羊群和山歌，朴实依然在，但它不再发光，它竟然是恶臭的，朴实延伸而来的“盲”成了所有罪责最有力的借口，它背离我们的法律，背离道德，背离人性，但它用“盲”承担了所有的不义，如果说“无知者无罪”，那这“盲”难道该获得我们的原谅？ 《盲山》里，被拐卖到陕北山区的女大学生白雪梅所遭遇到的一切是社会新闻的细节化，我可以想象那些被拐卖的女子被强奸、强迫生子、与外界一生隔离的状态，但却不曾想过她们在这过程中挣扎的种种，不曾想过“事件”之外那些人的一切态度。李杨做了一只无功无过的显微镜般的角色，他的任务就是将渗透在这拐卖事件中人们丝丝缕缕的行为呈现在世人的眼前，他要用村民的“盲”来对比所谓有知者的“盲”，无疑，是一次令观者尴尬的提醒。 女大学生白雪梅被用七千块的价格买下，从一个独立的个体成为了交易的物品，她的“丈夫”在老父老母的呵斥和帮手下强奸了“老婆”，同样作为女人，“丈夫”的老母亲只会对这个女孩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女人家嫁谁不是嫁，你给我儿子做媳妇，不会亏待你的……”，我不确定这个母亲有多少恶，她成为帮凶大部分的成分可能只是觉得七千块不能白花，只是觉得儿子需要传宗接代。你愤怒，你憎恨，但是无用，这种大山深处的原始与无知，是让愤怒都显得无力的。仿佛你对着一个失聪者大吼大叫，而对方只见你嘴唇的蠕动，却丝毫也无法接收到你想表达的一切。 除了白雪梅的“丈夫”一家，还有那道貌岸然的小叔子，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表面来行无耻之实；村委会主任对白雪梅的求救置若罔闻；邮递员这厢拿了雪梅殷切递出饱含希望的求救信，那厢就把信交到她的“丈夫”手里；村民们对这个被买来的“老婆”也只是不断夸奖雪梅的“丈夫”艳福不浅；这种原始的生存环境是一把双刃剑，它一面带来朴实，一面也带来因无知愚昧而导致的野蛮与恶。而更令人无言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恶理所当然地认可，而并不视其为恶。这是大山内人们的“盲”，是被高山阻隔的，与外界道德和法律认知的背离。 然而令人难过的是，山外的世界竟也是难堪的，而这种难堪却又那么真实地存活在我们的周围。 白雪梅曾有两次翻越大山逃到公路上，第一次在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公路上因为三块钱的车费而遭到司机的拒载，让她被“丈夫”抓了回去；她自此明白逃出去需要钱，于是用自己的身体跟小卖部老板讨价还价，最终以四十块成交，她揣着这钱终于买了二十块的车票乘上了长途汽车，眼见着就要脱离黑暗，却看见“丈夫”一行人在车门外，她泣不成声地恳求司机千万别开车门，然而司机、卖票员以及全车的乘客，就这么眼睁睁地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并且心安理得地看着雪梅被他的“丈夫”带走。 跟大山深处的“盲”比起来，这种山外的“盲”还要让人觉得可怕。它摆脱了原始、摆脱了愚昧、摆脱了无知、摆脱了隔绝，却更生冷，更凛冽，宛如一把尖刀般不留余地。一切未伸出援手的观者，其实在这罪恶里又何尝不是扮演着帮凶的角色，纵然没有做什么，但这无为比行凶还让人憎恶。 白雪梅最终在一个小学生的帮助下与外界取得联系，得到警察的解救，她终于带着一场噩梦般的经历和父亲一起离开沉默无言的苍山，这样的结局几乎就是报纸新闻的格式，警察是她们苦难的“救世主”。 然而我知晓，《盲山》在嘎纳放映时是有着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结局：“丈夫”的母亲以死要挟，村民暴动，以至于警察不得不停车离开，让女孩的父亲留下，虽然警察说一定会回来营救，但第二天当女孩的父亲要带女孩离开时被男人们抓住，并遭到殴打，女孩情急之下拿刀把男人砍了。然后黑屏，电影结束，这个结局更黑暗更绝望，然而我却更愿意相信它是真的，更相信这座高大的“盲山”也许是无法翻越的。 我们国内可见的是一个安全的，符合社会安定团结的“和谐”版本，就像电影里省委领导来大山视察，却早早知会村委会。听一听村委会的广播里是怎么喊的吧：“谁要是败坏了咱们村的名声和形象，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我们绝不会对他手软。”所以领导还没到来，被拐卖的妇女们就被藏了起来，领导们看到的是一个民风纯朴，风景如画的和谐山村，于是满意地离开。他们要的不是真正的真相，而是一个被制造出的真相，它欣欣向荣，与社会主义和谐发展。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刻更刺骨的“盲”？ 也许，社会罪恶的制造者从来不是个人，也从来不是小团体，它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罪恶，是直接实施者，装聋作哑者以及我们这些视而不见的观者们共同的罪恶。 这种无法翻越的“盲”是眼盲，是法盲，是文盲，更是心盲。 而我在这里敲下的字句，我抛出去的愤怒和指责，却又毫无例外地又弹回到我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