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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影导演的乐趣，就是以一种深刻的个人风格，摄取一个空间的灵魂。”
入冬后的北京夜晚，天色一片暗沉，车流也仿佛因为寒冷而停滞。
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壮实男人，从朝阳文化馆穿进咖啡厅来。黑色羽绒，灰色围巾，白框眼镜，声音浑厚，但不低沉。新片场的工作人员迎上去。
“杨超老师，要喝什么？”
他点了一杯热水，坐下，边暖手边接受我的采访，这时距离《长江图》上映，已经一年多过去了。
杨超出生于信阳，京广线的中间点。信阳虽属河南，但它离长江更近一些，风土人情偏湖北。“一个传统的江淮流域城市。”杨超捧着热水。“年轻时，武汉一直是我向往的大城市。”
武汉以九省通衢，长江横穿城市而闻名。信阳虽不靠长江，但离淮河并不远。杨超曾在离家不远的淮滨县，看到了淮河的干流。河上有船，船贴着岸缓缓驶过，仿佛鲸鱼吞噬虾群，占据了整个河道。
那是杨超第一次见到能行船的深水。
之后杨超来到武汉，见到长江。江水拍打着岩石，碎成纷纷扬扬的水珠，再回到母体，重新蓄积力量，准备再一次进攻，以图改变陆地；但同时，江水又是包容的，无数行船在平静的江面上游走，仿佛母亲怀里的孩子。
他被震撼了，却无从表达。
2006年，杨超拿到戛纳“创投”，遂开始长江采风，没有故事，没有剧本，只知道要拍个关于长江的电影。年轻时的感触，这一刻，终于有了出口。
一代文青与河流想象
杨超出生于1974年。虽然眼前的他，尚有一种拳击手式的年轻感。
青春期的杨超，遇上了文学最热的80年代。
“那时没有电视、电影、音乐、网络，年轻人与这个世界唯一的接口就是文学，人人写诗。”
但高中生杨超，并没有读诗，主要是读不到。
“太封闭了，好东西刚出来时，我根本看不到，都是追着后面那一波才知道的，这跟北京不一样。”
说话时，他的眉毛不停地折起，又不停地展开，仿佛年轻时无书可看的苦闷遗留到了现在。
个人与环境封闭带来的冲突，给杨超留下了太深的印迹。
他的早期作品《旅程》，讲的就是高考四次落榜的陈思绪在一段旅程中寻找梦想和爱情的故事。
“找不到自己的身份，于是想要走出去，去寻找一种故事、一种情景，《长江图》里的高淳，其实也是同样的人设。”
1993年，已经复读两年的杨超，终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了北岛”，他尝试自己写诗，但很快因为“看过太多好的”，就知道自己写得不太行：“不在一个量级”。但《长江图》男主角高淳“落魄诗人”的设定，就源于杨超印象中，那一代人对文学的狂热。
当“一代文青”与对河流的想象发生碰撞时，
《长江图》就诞生了。
影片讲述了一个在长江上发生的故事，船主高淳受人所托，驾驶一条名为广德号的货船，从上海出发，逆流而上。途中穿越苍茫古渡和巴山夜雨，绕过江中小洲和千年庙宇，却总在不同的码头上遇见同一个女人——安陆。
在两人发生感情的同时，高淳慢慢发现了安陆出现的规律，而他自己逆着安陆的一生，也探索到了她的秘密和自己的过去。
为什么长江会有这样魔幻的设定？
因为《长江图》里的长江并非只是物理的存在，而是真正意义上时间的河流。
“今天的北京城和唐朝的北京城根本就是两个世界，但是今天的长江和唐朝的长江，在某些段落还是完全一样的。江河保留了历史的信息。”
杨超相信眼前的江河，是杜甫、李白笔下的江河，是白居易、刘禹锡笔下的江河，是历史上所有诗人的江河。“长江的魔幻不需要去刻意渲染。”
“因为长江本身就是魔幻。”
科幻与宗教
杨超对我说，“从时空设定上看，《长江图》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科幻片。”
很多人都知道，杨超导演一直是以为科幻电影迷，对于指导科幻电影也一直怀揣着浓厚的兴趣。
所以我也问到：“假如有一天有执导《三体》改编成的电影的机会，您会感兴趣吗？”
杨超导演说:
“这应该算是当年的一个理想，我看《三体》是2006年，我可能是是最早的（一批读者），当时就对它非常狂热，也曾经想过如果有机会做《三体》的导演。
当然市场和资本会特别地强调导演的这种工业上的能力，除了狂热，还需要有驾驭它的能力。”
他最喜欢的科幻电影有《银翼杀手》、《2001太空漫游》，这些电影的主题，都镶嵌着宏大主题——人类、命运、死亡……他的科幻，貌似是隐隐与宗教相关的。
包括《长江图》，杨超的作品中，都藏有宗教的元素。比如在《旅程》中，徐浩峰扮演了一个神出鬼没的行脚僧；而在长江图中，辛芷蕾饰演的安陆则有一个女修行者的形象。
“西方电影一直有一个母题，那就是神圣的修行者。安陆作为一个女修行者，她反对门派，反对教派，反对任何体制化的信仰，所以她可以用基督教的概念来问那个和尚，来挑衅佛教。所有的宗教资源是她与世界交流的材料。”
而之所以选择辛芷蕾来饰演这个角色，也是因为她的脸被杨超认为“有佛相”。
影片开始“黑鱼”的习俗，则有六道轮回的意味——高淳从江里捉一条黑鱼，将其放在香炉中，黑鱼死时，就是父亲灵魂升天的时候。否则，父亲的灵魂将永远在长江上漂着。
杨超最喜欢的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就以擅长拍摄宗教题材而闻名。“很有神性，他的电影，靠那么简单的情景，直接抵达了个人对影像最基本的感觉，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是科幻。”
尽管艺术成就卓越，但这位号称“二十世纪最后一位电影大师”的导演，和他标志性的长镜头，曾让剧组陷入巨大的资金问题。
不知是否是冥冥中有联系，《长江图》的拍摄也并不顺畅。电影开机是2012年的1月，拍到3月，资金用尽，最窘迫时靠制片人刷信用卡支持。最后剧组解散。2013年10月，第二次拍摄开始，断断续续拍了15天，年底杀青。
好在，制片人老师没被逼得“弹尽粮绝”。
《长江图》之后
晚上10点，北京的夜有些寒冷得不可捉摸。
杨超起身，戴上围巾。也许是因为当老师的缘故，观众都非常喜欢听他讲解电影，因此时间也有些晚了。离开放映厅的他，与人流汇在一起，仿佛水滴跌入夜晚的河流。
此时，离我开始采访，已经过去快两个小时了。
杨超说，一个电影导演的乐趣，就是以一种深刻的个人风格，摄取一个空间的灵魂。
“导演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创造者，同时证明了自己在时间中的存在。”
2个小时，无论在银幕上，还是银幕下，他证明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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